某山区矿工村，一个矿工突然被 “戴白手套的人”杀死。正巧矿上有个班长长得和死者十分相像，令矿工村的人吃惊。一天这个班长接到一个电话说工会要组织工人罢工。 班长赶往矿场途中，在沼泽地遇见了工会领导人。两人发生口角直至搏斗，都是因为那个电话。两人在沼泽地从正午一直滚打到夕阳下山。最后筋疲力尽，双方都莫名其妙地死去。与此同时，杂货店老板娘也被“戴白手套的人”杀死。这一件件奇怪的事凑巧都被一个偶然往来于这条路上的孩子看到，但他讲不清楚地到底看到了什么，因为他始终没有看到那个“戴白手套的人”的面孔，所以凶手到底是谁也弄不清楚，查不出来。影片是一部长故事片，由导演勒使河原宏与日本当代文学家安部公房首次合作。安部公房的风格是用抽象的假定来剖析现实，勒使河原宏擅用记录风格。以这两种风格的结和构成了这部影片的独特风格。整个作品以镜头为第一个人称。对各种各样的日常事跟踪摄影，没有情节却有悬念，使影片从头至尾充满着一种奇妙的神秘气氛。本作品获1902年电影旬报十佳奖第七名。

这个“闷绝”男人叫北山，本来是跟着酒吧认识的女人明美回家过夜的，不想，明美的男人从里边蹿出来，于是，他便被“闷绝”。这是影片的前半部分，基本上是由性爱场面构成的。同性之爱，援助交际，SM，群交，……看上去乏味又无趣。比较莫名其妙的，最初“闷绝”的北山在粗暴男人的蹂躏下竟然获得了快感，产生了依赖，而当初，在第一次被侮辱之后，他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痛哭流涕。更莫名其妙，他和诱惑他的美女同事去约会，关健时刻又发生早泄事件，没办法，他就决定变成一个女人。当男人变成女人，戏就精彩起来。北山涂脂抹粉，粘上了长长的眼睫毛，穿着乳白色的毛线衣，坐在摇椅里的那一刹那，本来乏味的画面立刻变得生动起来，她的一颦一笑，让人恶心，又让人生怜。她写下血书，要和那个粗暴的男人结为夫妻。可惜最后，北山还是被抛弃了。粗暴的男人杀死了一个警察，无奈之带着明美仓惶出逃，北山哀求着用手死死地扒着离去的车沿，车门重重地砸落，北山跌倒在地。从地上爬起来后，她用手梳理一下头发，对着我们说：“讨厌！”她到底讨厌什么？不知道。或许只是像一个真正的女人那样，只是一句口头禅罢了。我们姑且原谅她吧。影片最后打出字幕时的一组镜头，耐人寻味。她披着鲜红色的大衣，被一只小狗牵着，在堤岸上欢快地奔跑，那时候肯定有风。因为没有风，就显得不够美不够浪漫。可是，转瞬之间，她又在草丛里对着小狗蹶起屁股，脸上的表情满足而又妩媚……粉红电影永远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的情节怎么发生，下一祯的镜头如何陈现，是至美还是至恶，一切皆有可能，甚至两者在瞬间就可以快速转换。对这些电影来说，情节、叙事，还有那些赤裸裸的性爱场面，其实都不重要，不是看点所在。真正的看点在于戏中出现的情欲场景，在于影片表现出来的原来只存在于普通人的潜意识里的情欲的勃发，作为日活标志性人物的神代辰巳，无疑没有让人失望。那个叫喊着“欧尼桑，欧尼桑，欧—尼—桑……”的援交少女，叫声一句比一句亲切，急迫，又充满着性的诱惑和心底深处的无限依赖，这个场景拍得比较精彩，给人的感受很复杂。受制于公司制定的低廉的成本，粉红电影都拍得比较短。《闷绝》只有72分钟。再除掉必不可少的用于吸引观众的性爱场景，真正用于讲故事的时间并不多。而且，这些片都是工业化操作，根本不可能在剧本上细细琢磨。粗制滥造再所难免，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导演，会在很多细微之处留下痕迹，让观众不经意间就领略到他的手法和功底。《闷绝》中男男女女们之间毫无理由的辱骂和暴打，那中混乱和疯狂，展现的其实是心里的绝望与恐慌。不管怎么说，再粗暴野蛮的男人也有脆弱的一面，他杀死警察，走上街头，不断地回头作手势要明美离开。当他们躲在屋子里，躲在自己的暗藏起来的情欲里疯狂和挣扎时，他们是强大的，然而一旦走出去，面对外面更加强大的世界，他们又显得凄慌无助，显得很可怜。类似的场景，若松孝二的《无理由之暴行》、田中登的《性感野猫之夜》也有拍摄。当男人变成女人，戏才精彩；当女人被男人抛弃，影片结束。《闷绝》可看的其实就只有后面三四十分钟，一切只因为女人出场，衣服亮丽，色彩鲜艳，尤其是北山穿着红色的衣服，从天桥上走过的时候，画面是一个远镜，很有感觉，可是她又是一个假女人，脚上涂红色的指甲油，还喜欢顾盼生姿……这些恶感和美感混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观影感受。就如同几乎所有的粉红电影都会涉及到的SM场面一样，这是他们的国技，是看家本领，任何别国的导演都学不来，只此一家。

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的演员雷吉娜·金将执导电影《迈阿密的一夜》（ One Night in Miami），改编自肯普·鲍尔斯处女剧作的舞台剧。现在肯普·鲍尔斯已经将原本的舞台剧剧本改写成了电影剧本。故事发生在1964年2月25日的夜晚，年轻的卡修斯·克莱击败了桑尼·利斯顿成为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却因种族隔离法律无法留在迈阿密的岛上，只能在市郊的汉普顿旅馆与三个朋友激进分子马尔科姆·艾克斯、歌手山姆·库克和足球明星吉姆·布朗共同庆祝和过夜。

Ono’s work related destruction to interpersonal, often intimate, human relations. This element was particularly thought-provoking in ‹Cut Piece›, one of many actions she did as DIAS [Destruction in Art Symposium]. Ono had first done the performance in 1964, in Japan, and again at Carnegie Hall, in New York, in 1965. Ono sat motionless on the stage after inviting the audience to come up and cut away her clothing, covering her breasts at the moemnt of unbosoming. ‹Cut Piece› entailed a disrobing, a denouement of the reciprocity between exhibitionism and scopic desires, between victim and assailant, between sadist and masochist: and, as a heterosexual herselft, Ono unveiled the gendered relationship of male and female subjects as objects for each other.(source: Kristine Stiles,«Uncorrupted Joy: International Art Actions,» in: Out of Actions: between performance and the object, 1949–1979, Paul Schimmel (ed.), MoCA Los Angeles, New York/London, 1998, p. 278.)